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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斯在19世纪20年代给企业的边界与本质所定义的“质”不同，黄卫伟所说的质，理解起来更像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目的。1989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战略意图》(StrategicIntend)，提出了“战略意图”的概念。他们研究了过去20年中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它们规模尚小的时候就已经树立了要成为世界级的领导者的远大目标。“他们把这个现象叫做'战略意图'。这就是企业的质。”黄卫伟解释。

郭利还曾在一堂公开课里，听一名法官讲维权故事，说有次在超市买洗衣液，使用以后发现有问题，应该是假冒伪劣物品，但售货超市拒绝换货，要求提供包括质检报告在内的各种繁复材料。法官听完，出门洗衣液丢进超市门口的垃圾桶。郭利至今记得，那个法官在这堂维权公开课的最后说，“作为一个高级法官，我没有维护我自己的权益，让这些造假的人逍遥法外，何况是普通的消费者。因为有时间，有成本，你也不一定能赢。

在辩证法的体系里，除了“质与量”的范畴之外，还有“内因与外因”对事物发展展开分析的框架。由此举例，黄卫伟提出了一套非常有启发性的对于多元化的分析。在经典的解释中，多元化是企业增长的重要手段，并发展出来一系列多元化经营战略。在黄卫伟的视野里，企业所面临的不光来自外部的诱惑，企业内部本身有一种多元化的冲动。“用伊迪斯·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来解释，企业生产性服务能力（包括企业内部管理能力、技术能力）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须寻找出路。企业积累起来的能力，如果没有释放的地方就浪费了。这些能力是在人身上的，而这些人有可能就会走掉。当企业能力不足的时候，聚焦相对容易；当能力很强的时候，就有一种内在的多元化的冲动。”“人都不愿意在分工的体系下做一小块，在别人的指挥、管理、命令下做工作，而更愿意做'鸡头'。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人，更愿意领着一帮人，上面就是天，下面归自己管。人性的特征也导致了内在的冲突。这些都是我现在关注的问题。”

9月3日傍晚，京东方面再度表态，“刘强东先生2018年8月31日被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带走调查，不久后刘先生即被释放，在此期间他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也没有被要求缴纳任何保释金。目前他已经回到中国正常开展工作”。案件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当地警方进一步调查，但刘强东在美国的“商务活动”引发人们好奇。

如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于11月7日~27日先后调研了金风科技、迈瑞医疗、埃斯顿这三家公司，贝莱德资管于11月20日调研了石基信息。其他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如富兰克林邓普顿和富达投资11月以来同样调研了多家A股公司，其中富兰克林邓普顿调研了紫光股份、华东医药、迪安诊断，富达投资先后调研了金风科技、埃斯顿、欣旺达、温氏股份。其中前些年的牛股迪安诊断目前市值已缩水至不足100亿元。

“我不一样，我是那种对抗性选手。”在郭利看来，这是他和前妻之间巨大的差异。事实上，郭利和大部分人都存在这种差异。对于很多人来说，法院无罪判决，应该是这起奶粉维权事件的最终章。但对于郭利来说，“如果这是一个工程，现在还不是剪彩的时候。”奶粉事件中不乏追究者，但没有人愿意死磕下去，赔上全部的生活，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但对郭利来说，公道和正义是人的安身之本，他不得不为此付出全部。